与书为伍 以史为鉴
----记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明史专家方志远先生

非 寒
　

（一）

　　方志远先生中等身材，头发稀疏，前额明亮，给人印象是不紧不慢，不躁不火，谦和大度，随遇而安，透露出学者那种安祥和包容。

　　有例为证：

　　九十年代初期，经济大潮又一次席卷全国，大有推枯拉朽之势。许多著名院校拆掉围墙，建起了商业一条街，老师、学生也提倡“练摊”。他所在的历史专业，门可罗雀，面临改行和转制，身边的同窗、学生成为儒商的比比皆是，大潮涨起，有不少人邀请方先生“入伙”，但方先生却波澜不惊，心静如水。他每天仍旧图书馆、课室、家庭三点一线，仍旧读着古老的书。他十分透彻地看待身边发生的变化，他认为，历史学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是人们认识社会的一种方法。世俗希望某种学科能立竿见影，马上变为生产力，而历史学显然不能如此。有段时期，历史学科地位显赫，这既是传统，但也是把学术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实是一种反常现象，而今天归于沉寂，才是返朴归真。“我并不认为我们国家需要太多的人去专门研究历史，但却必须要有一批智商比较高、具有敬业精神的学者从事这项工作。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没有对历史的研究和了解，就不会有对现实社会敏锐的洞察力。”方先生就是这样荣辱不惊，坐看云卷云舒。

　　经大学期间老师的介绍，方先生于1994年爽快地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有人问他，“民进是否给了你什么许诺？”他始感愕然，既而坦诚地回答：“没有。也没想过。”而今，他已是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有人问他下一步有何想法，他仍从从容容地回答：“没考虑过。从政可能不适合我，我性格还是适合做老师。”他每天读书做学问，给本科生上选修课，带研究生，压根也没想过从政当官，日子过得充充实实，快快乐乐。

　　他1950年出生，与共和国一道成长，一道经风雨坎坷，他在《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这部专著的自序中写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成份”问题，离开了学校，并开始了谋生的历程。细算起来，事情也做过不少，耕田修渠、开山植树、伐木放排、炼铁出炉、管道安装、机床喷漆，等等。虽然每件事情都认真去做，但最终发现，自己最大的喜好仍然莫过于读书。因此，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工厂，都放不下书本，也总有几位好读书的伙伴。虽然他们之中有的已是名噪海内外的学者，有的正成为新的“资本家”，有的仍在为脱贫解困奔忙，但当年凑在煤油灯下看书、聚在篮球场上争论的情景却是历历在目。高考的恢复，使我有了重新进入校门的机会，并从先师欧阳琛教授习明清史，从此遂了终身与书结缘的夙愿。加之天性好自由、不愿受约束，故时时窃喜，总算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个性的职业：教师。…… 如果有人问，教师有何好处、有何坏处，我或者会如是作答：虽然发不了财，却也衣食不缺，而且每天可以思考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看法，自由自在少受拘束。每念及此，总会想起当年先师耳提面命的情形，是他将我这个只有初中学历、读了一年大专文学、全然不知历史学为何物的顽愚之徒引入了学术的殿堂。

　　这段平朴白描的叙述，饱含着方先生对书籍的眷恋，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志向兴趣，坦然而露。立学以读书为本。他读了多少书，他自己也不清楚。他七部专著都附有一列长长的引证文献书目，以《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为例，排列出的古今中外参考文献书目多达237种之多。他的人生与书籍结合在一起。与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息。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卓有建树的中青年知识分子。

　　他的专业是历史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然而，他并不是不关注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也并不是不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进程，他是作为一名教授、学者，去实现另一种投入，另一种报效。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古人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之说；毛泽东研究历史，提倡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江泽民研究历史，告诫我们与时俱进。方先生是以他历史学者的厚积薄发，以学术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去为火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推波助澜，为当今改革开放服务。

　　坎坷的人生经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以及博览群书、精于思考、注重实证与理论的结合，使他治学上独有建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对中国近古时代国家制度演变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

　　其基本观点是：在中国近古时代，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理论，所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都发生在没有权威、政治宽松、国家干预较少的时代。国家所做的事情，主要应该是兴修水利、开辟交通、安定社会、整顿吏治，并在恰当的时候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已形成的经济惯例，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他分析道：中央集权国家对地域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中央集权的强化所带来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为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和国内市场的整合提供社会政治保障。二，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强化往往也意味着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而在明清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一般表现为保护农业、控制工商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先进地区、保护落后地区、排斥外来经济因素，从而使得社会经济难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但在多数情况下，又要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他进一步分析了地域经济发展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地域经济的发展，本来是社会的底层运动，并不为政治家们所重视。但国家的经济大局，恰恰是无数个地域经济的组合。当星星点点的地域经济现象组合成浩浩荡荡的经济大潮时，便开始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经济政策的走向。这时，国家政策只能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进行妥协，其常见的方式无非是两种。一是听任法律与实际的严重脱离。对于法律所禁止的经济现象，各级官员可以视而不见，只是在中央严令督办，或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才作出反应。如打击走私，包括海上走私和内地的盐茶走私等。二是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如明中期的荆襄流民问题、农民弃农经商问题、农业经营上的废粮种烟问题，等等。但每一次的因势利导、顺其自然都是在无数次干预无效的情况下被动发生的。因此，它并不表现政府的开明，而是表现政府的无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也在地域经济与中央集权之间的关系中得到验证。 2、对江西自五代至明清经济发展及近代衰落的原因研究。

　　其主要观点是：江西经济发展及落伍，经济大格局和交通大格局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他始终把江西经济放在整个中国经济、交通大格局里进行考察。他在著名的《明清江右商研究》论著中说，自明初到清代前中期的500年间，江右商（明清时江西商人的称谓）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所瞩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明朝实行长期海禁，不仅南北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主要依靠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水上通道。这条通道全长三千多公里，流经北直隶（今北京、天津二市及河北省）、山东、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二省）、江西、广东五区，而在江西境内则占三分之一。这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西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种形势下，江西商人向西、向西北、向西南、向南、向东，全方位撒开，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但到清中期，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明显，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运发生困难。几乎与此同时，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北穿境而过。江西因远离交通线，物质流通艰难，过境贸易也相当稀少。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江西渐趋落后。 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他在1994年提出了反响十分强烈的赣文化“摇篮说”。他写道：江西是革命的摇篮，八一起义、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在江西；江西也是中国文学家、艺术家的摇篮，从东晋开始，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汤显祖到清初的朱耷、蒋土铨，江西籍文学艺术家不胜枚举；江西又是商人的摇篮，明清时期活跃在中国的十大地域性商人集团，其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便是江西商人（江右商帮）。还有，中国客家的摇篮在江西，道教净明教、天师教的摇篮在江西，理学及其分支心学的摇篮在江西，禅宗扬岐宗、黄龙宗的摇篮在江西，中国律师的先驱??讼师也产生在江西，中国第一部全面记叙手工业工艺的著作《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也出在江西。因此，江西是中国近古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摇篮。他分析道：“大凡人才所趋、财物所致，主要有以下几个流向：一是流向政治中心，二是流向经济中心，三是流向学术中心，四是流向娱乐中心。江西由于地域原因，从未成为这些中心，充其量也只是地域中心的边缘地区，只是摇篮。长时期做摇篮而小心谨慎，长时期勉强温饱而不思进取，长时期与外界隔绝而害怕动荡。因此，红军要发展，得离开江西；人才要成功，也得离开江西；商人要发财，还得离开江西。摇篮委实太小了，限制了他们发展。 八年前，面对京九铁路和浙赣复线的贯通，江西重归大十字交通枢纽位置，如何面临重新振兴，再造辉煌的旷世良机，江西学者举办了“赣文化研究”。方先生的“摇篮说”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赞歌声中的一付清醒剂。八年之后，中共江西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建设“三个转移基地和一个后花园”的战略定位。这个务实求真的决策，是否采纳了方先生“摇篮说”学术成果，笔者未作考证。但香港凤凰电视台年初来江西录制，《纵横中国??江西》节目，共有四个专题：江西自然环境、江西人物、江西风俗、江西当代经济，方先生参加了前三个专题的拍制工作，其主题是江西“摇篮说”。

　　以历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从事历史专业的学者，他善于从历史的高度认识和分析形势，他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清皇朝、军阀割据、国民党独裁、列强侵略的种种不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真正获得了国家的独立，获得了民族的尊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前提，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空话。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乃是中国从秦汉以来经济发展最为迅速、政治环境最为宽松的二十年，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十分珍惜这种形势，认清形势的主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事实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十多亿人口，五十多个民族的国家，只有共产党才能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使命。过去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我们应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未来的繁荣与富强。他在任何场合，反复向学生和社会宣讲，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方志远先生在他的著作《旷世大儒??王阳明》后记中有一段话，论述王阳明学术与人生的关系：“已有关于王阳明的研究成果，几乎毫无例外地从他的哲学思想切入，研究他的‘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等等，即将他定在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的位置上。但我认为，包括王阳明在内的所有真正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或哲学家，首先都是实践家。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形成的思想体系，均来自于他们的生活经历、社会实践，以及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个性。…… 因此，我写王阳明，首先将定格为实践家即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然后才是思想家。”我看，这段论述，也是对所有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学者其学术与人生关系的诠释，我也找到了理解方先生学术力量、人格力量的切入点。
　

（三）

　　方志远先生今年52岁，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为江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二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出版了《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王阳明传》、《（明）成化皇帝大传》、《苏东坡传》等七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史学杂文百余篇，累计300万字左右。曾获国家图书奖，华东地区图书一等奖，江西果喜教育基金一等奖及其他奖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很勤奋，也很放松，很会安排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主要时间用于科研和教学，处理学院各种事务，讲究效率、干净利落。也经常与朋友谈天、喝酒（但酒量有限）、看电视、读武侠小说等。他爱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并写了30万字的《港派新武侠小说面面观》专著以及论文《武林世界与历史真实》，以至于朋友称他为“方大侠”。他爱看足球赛，特别是欧洲甲级联赛，但并不十分看重比分结果，而是看重球场中的变幻莫测及球员们在踢球中的表现。他觉得，队员们在球场上的忘情和激情，胜利的微笑和失败的沮丧，都那样令人神往，远远地超越了胜负的境界，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有位名家有段这样的论述。他说：“从事写作和研究的人，应注意劳逸结合，该玩的就玩玩，该放的就放放，轻重缓急，自有安排。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祥。安祥属于强者，骄噪流露幼稚；安祥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祥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底气之不足。这是学问，也是胸襟，也是艺术和谋略，更是信心和气度。”

　　方志远先生，如此性情中人也。

编辑:罗莉